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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想控股柳传志:不做改革中的牺牲者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9-02-19  浏览次数:2552
核心提示: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,年过七旬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目前深耕投资,是为数不多仍在商界驰骋的一位。2018年5月,
       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,年过七旬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目前深耕投资,是为数不多仍在商界驰骋的一位。2018年5月,因为一场5G编码的投票风波,联想被拿来和华为作比较,再次引发关于“贸工技”和“技工贸”路线之争的大讨论。

  柳传志于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(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),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,没过两年便被下放农场劳动,70年代重回中科院,直到1984年创立联想,柳传志已年逾四十。方才过去的2018年12月,柳传志荣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“改革先锋”称号。

  联想的崛起,无疑是中国计算机和科技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掌舵者,柳传志对改革开放的深刻理解和推崇传播,也始终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企业家。

  近日,柳传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,回顾了联想创立至今,那些关键的抉择是如何做出的。

▲200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版面▲200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版面

  1 创业初期的教训

  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提出“一院两制”,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基础研究;另外一部分出来办企业,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,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。不惑之年的柳传志选择下海,于1984年用中科院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创立联想。初期联想专注于计算机领域,主营代理分销业务,并研发出了自己的微机品牌,在国内微机市场成功占有一席之地。

  南方周末:创办联想的时候,你已是不惑之年,怎么会想到去创业?

  柳传志:我的四十多岁就相当于现在年轻人的二十多岁,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机会做事。以前单位开会成天就是政治学习、阶级斗争,后来做实验,科研成果也变不成批量产品,心里总觉得憋得慌。恰逢国家改革开放,当时并没有要“让联想成为世界第一”这类特别高尚的理由,只是想发掘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  南方周末:联想当初面临的是怎样一种营商环境?

  柳传志:80年代初,国家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政策法规都是按计划体制去制定的。但是我们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,难免就会发生碰撞和摩擦,这是联想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难处。

  举两个例子,我们以前生产过一个产品叫联想式汉卡。汉卡一开始被北京海淀区物价局罚款100万元,这在当时是一个巨额数字。当时物价局的定价规则,是按硬件成本(比如板子、元器件等)加上人工费用、水电这些,价格再提升20%,这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大利润,超过这个数额就要罚款。

  但是这其中并没有把人的智慧与投入计算在内。虽然我们认为物价局做得不对,但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全地活下来、在改革中继续前进,我没有听从一些年轻同事的意见召开记者发布会,而是选择妥协、反复沟通,最终被罚了40万。事后没过几年,物价局这个单位也消失了,说明制度改革了,但有些企业成了改革中的牺牲者。

 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在深圳设立的一个小作坊。因为受到深圳海关的不公正待遇,我们告到了海关总署,这把深圳海关惹恼了。结果是,我们每天用货运车把元器件从香港搬到深圳生产的时候,海关看到联想的车就要检查。当时香港到深圳的关口并不多,所以早上大货车排队时间很长,甚至一眼望不到头,查完了以后并没有问题,但还要重新排,没有任何理由拒绝。我知道,我们没法在深圳待了,最后只能搬去了广东惠州。

  南方周末:你想说的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滞后性?

  柳传志:这些事情给我的一个教训,就是不要随便告状。因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想法未必一样。而企业面对的正是执行者,有些事情凭一家企业是做不了的。

  2 “贸工技是特定历史的必然产物”

  1994年,联想上市。柳传志和当时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产生了严重的经营理念分歧,倪光南主张走技术路线,选择芯片为主攻方向;而柳传志主张加快自主品牌建立,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。“柳倪之争”也成为中国科技企业“贸工技”和“技工贸”两条路线争斗的代表。

  南方周末:联想和其它改革开放过程中创立的企业有何区别?

  柳传志:当年中关村那么多创业企业,联想至今还活着。一个重要原因,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我们要走的道路发生碰撞的时候,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妥协,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研究正规的企业应该怎么做。

  早年中关村很多企业把精力全用来弄批文、弄外汇,我们也经历过那个阶段,但我们明白自己最终的目标是要做主机、形成自己的品牌。后来国家的政策出台,外国计算机企业进入后,靠不正规手段生存的企业荡然无存,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,人家一来就给冲垮了,而我们不会手足无措,因为我们有积累、有准备,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干的。

  南方周末:1994年外商进入中国,对行业的冲击有多大?

  柳传志: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商长城,是通过国家分配的方式销售,它每年的生产量、研究经费、销售销路都由国家安排,而且它的机器稳定性大约只有10小时,技术上也不如外国公司。1994年国家降低关税、取消批文,IBM、康柏、惠普这些国外巨头全进来了,一年的时间,长城就灰飞烟灭了。

  当时和国外这些万吨巨轮相比,联想就像是一叶扁舟。能不能对抗,自己品牌还立得住立不住?我一着急,日夜睡不着觉,就病倒在海军医院。在医院里反复跟大家研究以后,下了决心,对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,并且在业务模式上做了彻底的改造,除了选择当时29岁的杨元庆出任电脑事业部总经理,还对公司进行代理制改革。最终我们挡住了国外品牌的冲击,到了1997年,联想PC就到了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。

  南方周末:外界评价,联想是一家典型的“贸工技”企业,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

  柳传志: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,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个问题。

  “贸工技”与“技工贸”指的不是权重,而是在特定环境下发展的顺序问题。所谓技工贸就是有钱做技术投入,而我们刚出来创业的时候,既没有资金,也不懂怎么去做。最初的20万元很快被骗走了14万,我还卖过旱冰鞋、电子表,因为你得活下去。后来通过做代理懂了一些市场之后,就想生产自己的产品,但当时国家不给你生产批文,那种情况,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工贸。联想的第一块面板是在香港柴湾一个破烂不堪的作坊里生产的,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一步一步地把车间调整好、把东西卖出去,把钱积累起来后再逐渐地投入技术。我不把东西卖出去挣钱,拿什么钱做技术投入呢?

  我曾说“贸工技”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,但我不认为任何时期“贸工技”都是对的。今天凡是走“技工贸”的人必然有前期投入,不是天使投资就是国家投资,企业有了经验和技术,有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给他投钱,那你何必非要去做“贸”呢?

  南方周末:我们更关心的是,联想怎样完成“贸工技”这个转变?

  柳传志:一个好的企业家要实事求是,正确地去看待当时的环境。所以当联想真的有了条件以后,就先从产品技术入手,然后向核心技术逼近,如果真的有了能力不往前迈进的话,那是错误的。联想犯过这样的错误,是值得反省的,但是,反省是一回事,不能拿当年的事说事。

  3 “不创新会死,但创新可能死得更快”

  2001年,联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,分拆了联想集团(00992.HK)和神州数码(00861.HK),分别由杨元庆和郭为执掌,柳传志则二次创业,进入了投资家的事业生涯。从君联资本、弘毅投资及联想之星三家财务投资基金,到开辟专注于五个领域的战略投资业务,联想控股已成为一家上市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。

  南方周末:2001年,联想集团进行了拆分,当时是怎么考虑的?

  柳传志:拆分的想法在1998年前后就有了,当时是GE(通用电气,多元化的成功代表)每年会邀请一批中国的企业家、学者到他们那里学习,那之后多元化就成为我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。那个年代美国商学院里提倡的是业务专注,多元化是被批判的。但从我自己的经验看,1984年联想成立的时候,全世界有几万家的电脑企业,打到1998年左右,就剩几百家,直到今天惠普、戴尔和联想三大家。那些企业都去哪了?他们都曾积极地做科技创新、想领跑行业,但是领跑不成反倒死了,反观GE的多元化是成功的。

  南方周末:联想进行多元化的初衷是?

  柳传志:我亲眼见证了英特尔微软形成联盟以后,IBM、苹果、摩托罗拉这三家和他们进行对抗,最后微软和英特尔赢了。后三家有底气,虽然亏了一百多个亿,但他们还活着。然而其他参战者像是王安电脑、SUN电脑这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公司,因为想标新立异闯出一条路来,最后没走成就牺牲了。他们死了可能推动了科技界的进步,使得微软跟英特尔更好地改善了自己的战略、策略,但他们确实是死了。

  而我希望社会进步,联想依然还活着。不创新会死,但创新可能死得更快,活着的毕竟是极少数。所以我启动了多元化布局:电脑、高科技继续要往前推动,不能按住它、不让它创新,但是怎么能让它继续活下去?就是允许它有犯错误的机会、有总结的机会,只要现金流别断就行。

  但如果股东就只有这么一个资金来源,就很有可能宁可守成,“温水煮青蛙”一样等死,而不让他去进行大的突破。所以联想控股作为联想集团的大股东,就需要在电脑业务外的领域依然有资金、有现金流,这对联想集团本身就是个支持。假如联想控股不是在2001年开始做风险投资、私募股权投资,当联想集团要并购IBM PC的时候就很可能被董事会否决掉。

  南方周末:其实就是我们说的“米缸和盖子”的问题。

  柳传志:对,一开始的时候集中一个米缸做,当这个米缸差不多的时候,往前进一步考虑。当时我认为杨元庆(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)、郭为(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)等人已经有能力独当一面了,事后看起来当然还有些欠缺,这都难免。我把现有的业务分给他们,由他们自己去承担,而我就进入投资领域。

  进入投资领域也是我反复考虑过的,我们知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急需资金和经验指导。于是拆分后,我和朱立南进入新的领域。这些动作别的公司做不到,因为拆分非常困难,几百亿的营业额、一万多员工、那么多资产,怎么能够让大家不打架,拆了后依然能在各自的平台上展现力量,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做不到,但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。

  4 学会在赛马中识别好马

  2001年联想控股作为母公司成立了VC(Venture Capital)联想投资,后改名为君联资本。2003年,联想控股成立了第一家PE(Private Equity)私募股权投资机构——弘毅投资,聚焦服务有国企改制、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化,投资了包括中联重科、北京城投控股、锦江股份等多个项目项目。2008年,联想控股成立了天使投资联想之星,形成了“天使投资+深度孵化”的模式。2010年之后,联想控股又进军战略投资业务,陆续投资了卢森堡国际银行、正奇金融、拉卡拉、神州租车、联泓新材料等多家企业。

  南方周末:你在联想的角色更像一个协调者?

  柳传志:更像一个领导者,领导者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、什么是正确的事、用什么正确的方法去做,以及结果会是什么。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,但是我确实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,协调者是“劝”,领导者是“你做不做,不做‘玩儿去’”,这就是领导者。

  南方周末:联想控股的投资布局战略是什么?

  柳传志:我们现在的控股战略第一条叫做双轮驱动,即做财务投资,又做战略投资。就是战略投资加财务投资。战略投资以长期持有为目的,打造支柱型业务;而财务投资以财务回报为导向,选择合适的产品与标的组合投资。最初我们做了风险投资、PE私募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,这些投资都属于财务投资,就是我投了你,帮你做好做大了后,通过上市或企业间的并购实现退出。

  在财务投资做到2008年时候,我们开始实现在2003年就提出的愿景,要做一家受人尊重、值得信赖的、在多个领域里拥有领先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。而我们做财务投资做了多年,几百家被投企业也是我们很特殊的优势所在。其中发展不错又符合我们方向的,那联想控股的战略投资就可以跟进,作为战略投资者支持其更长期的发展目前好几个公司就是这么来的。比如拉卡拉就是君联资本先投的,连续几年亏损,但我们认为企业有潜力,联想控股就跟进了投资。

  南方周末:怎么考虑到会去卢森堡买银行,金融领域投资的设想是什么?

  柳传志:卢森堡银行已经成为我们一个重要资产。买卢森堡银行有两个考虑,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,会让联想控股整体金融板块的战略布局更为扎实;同时,联想控股也获得了联想集团之外的又一个支柱型资产,整体价值和财务稳健性都得到了提升。

  南方周末:联想原先擅长的高科技领域怎么看?

  柳传志:联想之星是我们高科技领域投资布局的一支先头部队。现在联想之星主要专注早期科技创业企业的投资,包括TMT、医疗和人工智能,已经投了200多个企业,有若干个都上市了,这是天使投资业务。每年联想之星免费为学员培训,这一项我们要花3700多万,其中好的企业我们也会进行投资,目的是要在赛马中识别好马。

  5 退休生活畅想

  南方周末:社会对于成功企业家有很高的期望,你怎么看企业家社会责任问题?

  柳传志:企业家的社会责任,第一是把企业办好,解决国家的税收、就业问题。企业家要明白,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壤里,希望有好的环境,希望社会空气湿润,那我们起码要做正派的人,要用商业正气带动社会正气。在此基础之上,像联想这样的企业,需要在公益方面,尽自己的努力,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

      我们15年前创立了“联想进取班”计划,在贵州、甘肃和宁夏,为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学生,提供高中三年的全部费用。到今天,这个班级已毕业的和在校的学生有两千多名,98%都考上了大学本科。另外,我们组织了一个“湿润活动”,就是对见义勇为、做好人好事的人给予持续性的帮助,别让这些好人好事完了就过去了。

  南方周末:有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吗?

  柳传志:当然。第一,我要保持着学习的心态,一定要学一样两样东西。第二个要坚持锻炼身体,因为肺部做过手术,就会对自己有几条要求,比如每天必须走多少步,将来还可以打乒乓球,我有乒乓球的底子。另外一个就是和人保持交流的习惯,交一些我认为聊得来的朋友。我的优势是想找谁聊,人家都愿意跟我聊,历史的、国家的、文艺的都可以。

  南方周末:最近有什么兴趣爱好?

  柳传志:有一天逗小孙子的时候,发现他床上有个小竹板,竹板到我手里跟别人不一样,因为我会编词,想编排谁就编排谁。(说罢,柳传志即兴来了一段)“打竹板,咱们有话说,老柳家就是故事多,今天咱们喝了点酒,说说柳家的小朋友。小朋友,有好几位,大大小小能排队……”
 

         信息来源:南方周末文: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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